美国《财富》杂志最新发布的2019年世界500强榜单显示：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中，有129家来自中国，超过美国的121家。然而，上榜企业光鲜的背后，却隐藏着大多数企业难以言说的苦楚。

　　在中国4400多万家各类企业中，刨除入围世界500强的129家企业及3000家A股盈利的上市公司，剩下的大多数都在苦熬：

　　一是企业盈利越来越困难，经营状况一年不如一年；

　　二是员工越来越难招，用工荒如影随形，企业老板每年大把的精力都耗费在招人、留人、培养新员工等琐碎的事情上。

　　当下企业要由小做大，走出盈利和用工困境，可能比以往更加需要政策的春风。

　　“新生代”工人缺什么？

　　2009年12月17日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揭晓了2009年的年度人物，“中国工人”群体入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。

　　然而，十年过去，“中国工人”这个群体已发生巨大的变化——“英雄迟暮”，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不再年轻，时代周刊“感谢中国工人”的字样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　　统计局数据显示，人口红利拐点在2010年就已显现，总抚养比（非劳动人口/劳动人口）在2010年触底之后开始反弹，老年抚养比（≥65岁人口/劳动人口）上升趋势则更为明显。

　　截至2017年末，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已经分别上升至39.25%、15.86%，意味着每100名劳动人口大致要负担39名非劳动人口，其中老年人口约16个。

　　同时，经济学人智库预计，到2030年，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接近30%，这意味着每100名劳动人口大致要负担30名老年人口。可想而知，未来的老龄化压力有多大。

　　幸运的是，老一代中国工人集体谢幕所带来的负面冲击，正部分被“新生代”工人的崛起弥补。这些80后、90后的“新生代”工人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。

　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，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.88亿人，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.5%，“新生代”工人占比连续4年快速上升。这些“新生代”工人中，80后与90后旗鼓相当，其中，“80后”占比50.4%，“90后”占比43.2%，“00后”占比6.4%。

　　不幸的是，这些“新生代”工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，离“肩负重任”还有较大差距：

　　一是学历依旧普遍偏低，大多数都未完成高中阶段教育，这是新旧产业工人群体所面临的共性难题。在全部农民工中，未上过学的占1.2%，小学文化程度占15.5%，初中文化程度占55.8%，高中文化程度占16.6%，大专及以上占10.9%。

　　二是特定技能有限，大多数“新生代”工人也没有系统接受过职业技术教育，他们的专业能力并不能有效满足当今产业结构的需要。相比前些年，最近几年技术的更新换代愈发快速，对“新生代”工人的学习能力、行业技能正在提出更高的要求。

　　三是对待工作的态度和责任心，“新生代”工人离老一辈差距甚远。

　　正在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、幸运与不幸交织背后的“新生代”工人，让“招工难”、产业工人技能缺失问题成为企业老板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，老板们很焦虑，不知如何突围。

　　地方招商引资，“给对人”很重要

　　在过往地方政府的“筑巢引凤”计划中，给地、给房、给税收成为政府吸引企业入驻的常规手段。在企业发展早期，土地、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正面影响是立竿见影的——低价拿地、获得政府高额税收优惠，可以大幅减少企业初期的成本费用支出，使很多企业在盈利困难的时期顺利存活下去，以至于很多企业在进行入驻的时候，往往会把这些与金钱直接相关的权益考虑的清清楚楚。

　　然而，纵观国内外经营成功的公司，其基业长青的基础，绝对不在于政府扶持政策，而在于自我造血、持续盈利，这一切的基础在于人才。对于互联网型、科技型企业而言，高端IT人才是基础，但对于生产制造型企业而言，产业工人，尤其是具有一技之长的熟练技工，是关键。

　　因此，面对愈演愈烈的产业工人短缺的难题，地方政府当有所作为，除了给地、给房、给税收，“给人”甚至更为重要。

　　具体“给”什么样的人？不是大学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，而是能够忍受车间重复无聊工作、具有一定技术能力的产业工人，这些人往往学历较低，是地方政府人才引进战略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，是“招人难、用工荒”问题的主角，但又是最不可或缺的。

　　对于地方政府而言，可能至少需要做两方面工作：

　　一是在大幅降低本科生等高学历落户门槛的基础上，同步定向降低具有熟练技术的产业工人的落户，多给予这些人群优惠政策，以吸引更多产业技术工人的汇聚和流入。

　　二是加强区域内“新生代”工人的职业教育培训。当下，在毕业生人数上，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跨步大跃进，职业教育毕业人才却明显下滑；在人才需求上，早些年被哄抢的本科生已不再吃香，在后人口红利时代，具有熟练技术的产业工人才是“香饽饽”。如此“一上一下”，使得人才的需求与供给极度不匹配，导致我国持续进入“大学生就业难，但技术工人用工荒”的怪圈。

　　打破怪圈，唯一的出路可能是齐头并进，在推动本科教育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同时，大力推动对低学历人才的职业技术教育。

　　更为重要的是，我国当前正处于产业升级和转型的新时期，客观上也要求“新生代”工人能更快、更好的掌握与产业转型相关的新技术。对于这些学历普遍较低的“新生代”工人而言，职业培训无疑是最快的捷径，需要地方政府给予最大的重视。

　　过去的十几年，我们国家培养了太多的本科生，但在职业教育这一块，却没能有效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。在全球老龄化、产业工人用工荒背景下，德国、日本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就十分重视职业教育。

　　结语

　　展望后人口红利时代，要赋能企业发展，要发展立国之本、兴国之器、强国之基的高端制造业，要实现“中国制造2025”，人才一定是基础。

　　一方面，要推动“人口红利”向“工程师红利”转变，“高举高打”才能实现重要技术的快速突破、攻坚克难；另一方面，要推动“人口红利”向“具有熟练技术的产业工人红利”转变，才能实现重要产业的规模化、有序化发展。

　　对地方政府而言，不能简单的陷入盲目的“抢人大战”，一定要有针对性的“抢”区域内企业所需要的人才。我们希望看到，优秀的“新生代”产业工人也成为“被抢”的重点，能被政策给予更多融入和落户当地的机会，如此才能构筑更美好的城市未来和城市竞争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