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年度发明专利统计数据：2019年，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为140。1万件，共授权发明专利45。3万件，同比增长4。8%。近年来，我国发明专利数量大幅增多，连续多年名列世界第一，但转化率偏低，平均约为10%，远低于发达国家30%至40%的水平。

　　习主席曾深刻指出，要抓紧搞好创新性、突破性成果转化运用，把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。然而，走出科技转化推广这个"死亡之谷"绝非易事，有的被观念锁住，有的被利益捆住，有的被机制拦住，有的被资金困住，有的被体系挡住，导致许多科技成果束之高阁，无法为战斗力作贡献。

　　"落地难"、转化率低是我国现如今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大问题，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独有，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世界难题，怎样唤醒那些沉睡的科技资源？高校、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该如何接力？

　　首先从国家层面看，一定要通过法律和政策厘清一项成果产生以后的所有权、使用权、处置权、收益权；其次，从企业层面来说，企业要为风险、市场、成本的控制做好准备并充满信心；作为大学来说，科学家、技术专家不是企业家，实验室的成果到市场的产品、商品之间还是有相当距离的；从个人层面来看，要进行合理的利益分享。这四个方面的原因都解决了，才能真正地走出科技成果转化的"死亡之谷"。

　　在国际上，有人把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分为创意、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、共性技术的攻关，包括小试、中试、验证，一直到产业化前期，最后生产，一共分了九步。通俗一点说，我把它比喻成4×100接力。

　　大学比较擅长基础研究，称为第一棒。接下来，把接力棒交给应用基础研究，或者技术的原创研究阶段，把它比喻成4×100接力的第二棒。再往下，这个成果从大学要输出，或者从研究机构要输出，要做中试。比如要做模型的验证，做共性技术的攻坚，做样品的放大，要模拟真实条件下的进一步的技术深化、熟化。有一个研究哪儿都好，但是发现可靠性不太行，或者轴承不太耐磨、精度不太够的话，再或者一个手机用蛮好用的，但真正用起来总掉信号，信号总是不强，这都是不行的，所以要进一步熟化，这就是说的第三棒--中试。再接下来，要做工业化的生产，由企业来做。它要关注产品好不好用、价格如何、消费者的心理状况，关注营销、质量保障，还有产品性质、性能的一致性等等。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，大学擅长的是前两棒，第三棒怎么跑是全世界的难题，不是我们国家独有的。产生成果转化的"死亡之谷"，这不奇怪，这其中有方方面面的原因：

　　首先作为国家层面上，它涉及到通过法律和政策如何来界定，或者厘清一项成果产生以后的所有权、使用权、处置权、收益权。特别像大学、研究机构，它拿着国家的研究经费，成果的属性当然属于国有。那么，大学里面有没有使用权？有没有处置权？有没有收益权？说得再具体一点，把成果卖了，研究人员有没有好处？如果说我在这里边没有利益只有风险的话，那科技人员是否肯冒风险继续往前走？所以作为国家一定要通过法律、政策的层面，把科技成果所涉及到的这几个权厘清。

　　从企业层面来说，研究成果工程化的投资非常大，它可能是前期研究经费的十倍或者几十倍。企业对风险、市场、成本的控制和担忧可能都影响到转化的决心和信心。作为大学来说，坦率地讲，实验室的成果不是商品，科学家、技术专家不是企业家，实验室的成果到市场的产品或者商品之间还是有相当距离的。

　　作为个人来说，怎么看待他这个研究和工作算不算贡献，算不算绩效，这涉及到利益分享机制的问题。我在这里作转化，将来有收益了，我是否参与分成？有没有股权？有没有比例？以及在整个创新链条当中的，从科学家、专家、企业家、中介机构包括国家，如何进行利益的分享呢？

　　这四个方面的原因都解决了，才能真正地走出科技成果转化的"死亡之谷"。